为什么仅请求判令公开道歉？

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，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便迅速发出《关于贯彻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〉捍卫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的通知》，强调各级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严格程序，办理典型案件。要通过办理一批典型案件，实现起诉一起、警示一片、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。

“检察机关提起英烈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意义太大了！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景胜说，英雄烈士形象展现的是国家主流价值观，保护英烈的价值对任何国家是不言而喻的。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之后必须实施落地，同时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。

吕景胜指出，由于以往公权力没有介入，导致没有违法成本，没有威慑力，所以某些人有恃无恐地对英烈侮辱和亵渎，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风气，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更深。

吕景胜认为，淮安市检察院提起这起公益诉讼案，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，彰显国家权力介入保护英雄烈士，加大对侵犯英雄烈士名誉、荣誉的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法律惩罚力度。同时，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彰显一种价值观，能够形成一种预警机制，不仅使公民、组织明白哪些能做、哪些不能做，而且要让公民、组织知道违法是有成本的，这对构建整体尊重英烈的社会氛围、文化氛围意义非常重大。

有网友认为，既然是首例英烈保护公益诉讼案，是否对曾某“判得太轻”？仅仅是公开道歉，能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吗？

唐昕向记者解释道，这起案件是该院在取得烈士近亲属的信任和支持后，依法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，并不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。检察机关是基于民法总则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、侵权责任法等，综合考量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。

“侵害英烈名誉的行为所造成的公共利益的损害，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和一般公众的情感伤害，既不是物质损失，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损害。”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邵世星认为，侵害英烈的行为挑战的是社会价值观和民族精神，主观恶性大，影响坏，惩戒措施中应包括经济内容。因此，检察机关可探索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，内容上应定位于惩罚性赔偿的性质，以此作为对侵权人侵害英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惩戒。

唐昕也坦言，曾某案是在英雄烈士保护法实施后不久发生的，作为全国首例，检察机关办案也在积极探索中。理论上说，有惩罚性赔偿或者精神损害抚慰金是英烈保护的最佳措施，但考虑到目前法律并未明文规定，检察机关提起该领域诉讼亦无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基础，且被告积极认错，烈士的近亲属亦表示不再追究，检察机关因而并未将此作为诉讼请求提出。

“我们将加强研究和探索，今后办理此类案件也将考虑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。我相信，首例的特殊意义在于提出问题，推动全国其他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够积极探索。”唐昕说。